人类与疫病大战3500年-世界十大神秘组织

人类与疫病大战3500年 • 

人类与疫病大战3500年

人类与疫病大战3500年

原标题:人类与疫病大战3500年

疫,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字眼。从蒙昧到文明,在有文字记录的3500多年里,传染病和瘟疫是人类历经的苦难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,也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抗争的历史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,共同努力,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定会早日到来。  壹  民间驱除疠疫习俗  相传,神农氏除了“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,以省杀生”之外,还“尝味草木,宣药疗疾,救夭伤之命”。他“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就避”。神农氏成了传说中医药的创始者,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对健康进行保护的始祖。  传说中的黄帝也教民治百病。他“咨访岐伯、伯高、少俞之徒,内考五脏六腑,外综经络、血气、色候,参之天地,验之人物,本之性命,穷神极变”,研究医道。后代把他与当时的一些名医,如岐伯、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编成《内经》,署名《黄帝内经》。人类对医药认识的进步,标志着对疫病治疗从无奈进入了有为阶段。  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,距今已有3500多年。如甲骨文中的“疾年”,指的就是这一年反复出现规模、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,算是古代记载疫病流行最早的资料。  萌芽阶段的医药对治疗疫病作用十分有限,相对来说,人们对巫术更加寄予厚望。  上古时期,巫师的地位不可小觑,他们是活跃于政坛的一个群体,不少人甚至是当时传说中帝王的医学大臣。然而,巫师靠巫术治疫病,毕竟是无知时代人们认识有限的产物,治好者寥寥。宋代朱熹说过:“击鼓舞趋,祈禳疾病曰巫医,是则巫觋之徒,不知医药之理者也。”但当疫病流行时,大批百姓死亡,无助的人们只能把“鬼神作祟”当成是发生疫病的原因,于是请巫师祈祷驱疫。  战国后期,医巫分业。有很多医生极力反对鬼神,名医秦越人每到一地,就大力劝告平民百姓不要相信巫术,提倡要采用医学技术来对付疾病,后来鬼神迷信的影响开始减弱。巫师更偏重于问求鬼神,占卜吉凶;而医师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系统,并作为独立的职业被确定下来,职责为诊病和治疗。  虽然秦汉以后医术逐渐成形,但一些以巫术驱疫的祭祀活动依然传承下来。比如伏日之祭(简称伏祭),在初伏之日,古人会屠狗祭祀,以期望祛除蛊毒(即疫病)。从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出土的汉代石刻《逐傩(音nuó)图》中,也可以看到当时打鬼逐傩(傩,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)的生动场面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有虫豸,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,人们拿着罐、碗等物挥洒的情景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《大傩图》,也是一幅描绘民间驱除疠疫习俗的风俗画。  贰  疫病或致曹操兵败赤壁 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我国古代疫病史的学者,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、人文学院博导张剑光在《中国抗疫简史》一书中写道,在我国古代,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,在安定的社会中,虽然疫病仍会发生,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,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,规模有限。  春秋战国时期,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。人们已经认识到“四时皆有疠疫”,疫病是“气不和之疾”,已能辨别出伤寒、疟疾、蛊、痒疥疾、麻风等传染病。  两汉三国时期的疫病大多发生在南方,像疟疾、痢疾、霍乱以及其他一些肠道传染病都是高发病,且较前代明显增多,都与战争脱不了干系。这是因为行军作战时,士兵居住集中,加之卫生条件差,缺吃少穿,为疫病的暴发创造了条件。  赤壁之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战役。曹操兵败赤壁,造成三分天下,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。那么,曹操人多势众,为何兵败于赤壁呢?原因众多,现在也有学者提出,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当时曹军遭遇大疫,大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,最终导致失败。  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对赤壁之战中的疫疾作出描述:“(曹)公至赤壁,与备战,不利。于是大疫,吏卒多死者,乃引军归”。主帅曹操也不承认遭火攻而败北,《三国志》记载,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封信,信中说“赤壁之疫,值有疾病,孤烧船自退,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”。此外,在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对曹军发生大疫也有很多记载。  叁  卫生防疫思想古已有之  “上工治未病,中工治欲病,下工治已病。”在抗击疫病之前,防患于未然的卫生预防必不可少。  为了防病,古人对个人卫生十分注意。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、洗澡、洗手、洗脚的记录。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的殷王墓中,出土了壶、盂、勺、盘、铜洗等全套盥洗工具。秦汉时期的法律条令规定,官员每五天一休沐,即五天要洗一次澡。在《大戴礼记》中记载:“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。”兰即“佩兰”,又叫“零陵香”,散发香味,驱除病菌,有利于健康。通过沐浴,搞好个人卫生,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。  饮食卫生也是重要方面。如汉代的《论衡》说:“鼠涉饭中,捐而不食。”《金匮要略》告诫人们:“果子落地经宿虫、蚁食之者,人大忌食之。”可见,古人在当时已经认识到,食用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。  此外,古人对环境卫生尤为看重。在甲骨卜辞中,已有在室内外打扫和除虫的记载。《周礼》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;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,当时称之“都厕”;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,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。  值得注意的是,古人认为,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,因此早在秦国时期就对“弃灰于道者”要判处一定的刑罚,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。为防止尘土飞扬,保持城市卫生,官府常常征发百姓清扫街道,并洒水于道,这对于净化居住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由于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气中传播,如鼠疫杆菌经呼吸道排出后,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入他人体内,所以清代吴子存在《鼠疫抉微》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,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,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。疫势危急时,要避开撤走,找个大树下的荫凉通风处居住,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。  对疫病的预防还表现在药物消毒方面。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著作《夏小正》记载,端阳时,“蓄药以蠲(音juān)除毒气”,即通过药物,消除疫气存在的可能。用火熏燎的方法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。  另外,政府还会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“方书”,放于要道,便于众人了解疫病防治。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百一集验方》,一旦出现疫情,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。不久,他又“亲制《广济方》颁示天下”。  宋朝时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行编辑医书,向各州县加以推广,向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。如宋仁宗时颁发了《简要济众方》,“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”,对照医书来救疫配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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